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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举的举试和进试各为三天，考试场面同以前的科举相比，颇有些特异。
考场并非统一集中在贡院，而是因地制宜，分散进行。
如“直言极谏科”、“博通籍典科”、“商科”、“算科”等科目在贡院考试；而像农科、水利土建科、矿冶科这类技作性强的科目举试是在贡院文考，进试则在京郊农田、将作监工坊、或矿冶署的浙东矿场等地进行实作考察。
除了考场不同外，新制举在考试方式上也若干变革。
譬如直言极谏科，选拔的是未来的台谏官员，首先必重德行，除了笔试经义、法令外，更增加了一项卫希颜所说的“情景”考试。
考生被吩咐听宣号进入阁子拿考题，但阁子里却没有考官，而是一名杀气腾腾的京卫军军士，横眉瞪目要考生解衣，说是“奉丁主司之命，搜检有无挟带”……
考生有何反应均会落入隐在阁子里间的考官眼中——凡是应命解衣、或惊惶失措、或显露怯相、或应对结巴的，一律淘汰，只有那些虽惊却不慌、眼神正而不移的考生方得过关。
“心正则胆直、心不正则气虚！”
副主考官御史中丞赵鼎对此举极为赞许，对执考的几位御史道：“我御史台的台官上谏皇帝、下督百官，必是心正气直的君子方可得任！卫国师此法未必察得全面，然经此一试，气虚不直者必被筛下。我等为朝廷台谏选官，宁可漏选一人也不可滥任一人！”
“大人说得是！”众御史齐齐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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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试在四月初一结束。两日后，贡院放榜，共计一千九百余考生通过举试成为制科举子，其中商籍举子约有五百人，几乎占了榜单的四分之一。
举试结果通过报纸很快传遍各路州府，这对刚从“报战”中醒过味来的儒林士仕无异于火上浇油，纷纷由“义利之辩”调转笔头回归正题，反对开设“商科”、“算科”，允商人应诏等等……
“榜单既出，大局已定……反对又如何？哼！”
孙俊明冷笑一声，随手将报纸掷在地上，抬脚踏了出去，报纸主版下的“杨中立”（杨时）三字立时被乌皮靴底的尘灰掩去！
如孙俊明般，中举的商籍考生们虽然每天都能在《西湖时报》上见到儒林名士们的尖锐抨击，但均不太当回事——朝廷已公开放榜，难不成还能因为几个大儒的反对就将他们五百名举子涮下去不成？如此出尔反尔，朝廷的威信何在？皇帝陛下的尊严又何在？
就在商举们笃定不乱时，这当儿却发生了桩意外，让儒林对商人的口诛笔伐有了活生生的明证。
不几日，朝野间的舆论就成了一边倒的倾向……
礼部侍郎周紫芝成了众口所指，在朝堂上被胡安国、范冲等人指着骂得抬不起头来；左右谏议大夫直斥礼部失职，要求大理寺介入严查纠办，迫得周紫芝不得不递表自责。
这桩事要从一位上榜的田姓举子说起。这举子名田文新，原是湖州一位丝绸商人，为应诏卖掉了自家丝绸铺子赴京，凭着几分文底和对商事复苏簿的熟稔，一举得中，却被户部一名一赐乐业人小吏认出这位田举子的长兄是广州的某位海商。
朝廷制诏有令：凡涉营海贸或有亲戚涉营海贸者不得应诏报考——但田文新却隐瞒了其长兄为海商的事实！这是欺君大罪！
众儒质问：礼部主事资审勘合，缘何会混入这田文新？
杨时的女婿陈渊直接点出：朝廷主官有受赂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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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口喷人！”
周紫芝愤而拍案，抖着报纸道：“少蕴兄，这是构陷！是污蔑……简直胡言乱语、不知所谓！”